1895年11月，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了X射线。仅仅两个月后，芝加哥医学生亨利·戈布（Henri Gratry）就用X射线治疗了第一例乳腺癌患者，成为医学史上第一位放射肿瘤医生。1898年，居里夫妇发现镭，次年核素治疗了第一例皮肤癌患者。放射治疗学，因诺贝尔奖级的发现而诞生，出身高贵，却命运多舛。

放疗生而高贵，为何蛰伏多年？

放射诊断与放射治疗都姓“放”，本是形影不离的“双胞胎兄弟”。“大哥”放射诊断能透视人体、辅助各科室诊断疾病，自然备受青睐；而“小弟”放射治疗，却因早期设备简陋，又难与治疗肿瘤的其他科室抗衡，半个多世纪里，只能在放射科的一角蛰伏，人才凋零、装备落后、门庭冷落，被视作肿瘤治疗的“配角”。

二战后，核技术的民用化浪潮，让放疗的发展迎来了曙光。欧美国家率先将放疗从诊断学科中剥离，独立建科、专攻肿瘤治疗。这股浪潮也冲击着中国，但彼时的中国，百废待兴。老一辈中国放疗人从零起步，一边引进设备，一边争取学科话语权。1986年，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成立，中国放射肿瘤学终于建立起完全独立的放射肿瘤专业学科体系。虽比国际晚了二三十年，却标志着中国放疗从“跟跑”迈向了“并跑”的关键一步。放疗，从“被放错摇篮”到“成为主角”的逆袭之路，正是在一代人的坚守与抗争中埋下了伏笔。

图注：1986年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成立

技术差距悬殊，他如何破局立新？

作为独立学科虽已开端，但中国放疗与国际先进水平依然有巨大差距。彼时国内放疗仍处于“二维盲打”时代，设备落后、认知匮乏。刚取得研究生学位的夏廷毅，在国内工作了几年后，毅然留学日本寻找答案。1996年，他带着国际前沿的放疗理念和技术归国，决心改写放疗的命运。

1998年他执掌空军总医院放疗科，随后力排众议引入国内首台放疗科专用CT模拟定位系统，将放疗从“盲人摸象”的二维时代带入了“指哪打哪”的三维立体时代。随后，他投身我国自主创新的体部伽马刀临床研究，开创了高剂量、短疗程的“中国模式”，填补了国际空白。他更超前地将放疗科从“医技科室”重构为拥有病房的临床科室，比国家层面对放射肿瘤科临床学科认定早了二十年。

图注：2020年国家层面认定放射肿瘤学为临床医学专业。

核能利箭在手，普惠之路还有多远？

如今，放疗已与手术、药物并列肿瘤治疗“三驾马车”。放射外科更凭借独特优势，在早期肺癌、肝癌、肾癌、胰腺癌、前列腺癌等实质器官肿瘤的治疗中，取得了不亚于手术的5年生存率，且无创无痛、器官功能保存，正让越来越多的患者获益。相关项目也已逐步纳入国家医保目录，精准放疗和放射外科为代表的“放疗模式”，已成为根治肿瘤的“主角”。

图注：夏教授在病例讨论中

夏廷毅教授的脚步并未停歇。他领衔国家级放疗团队入驻核工业四一六医院，共建中核名医（夏廷毅）精准放疗中心。三年来，他用实打实的数据再次证明了“放疗模式”的生命力。仅一年，医院肿瘤科和放射肿瘤科即获四川省临床专科质量评审最高等级A++；团队收治的胸部肿瘤（含肺结节）和腹部肿瘤病人中，采用放射外科治疗模式的人次占比为49.5%。医院肿瘤科和放射肿瘤科收治的所有用TOMO放疗10次以内的病例人次，占比达44%。这些数据不仅是惊喜，更是震撼：它证明了中国放疗人不仅在技术上跟上了世界，更在模式上引领了世界。

但夏廷毅教授深知：放疗模式再好，若不能公平应用，便是空中楼阁。这正是他持续奋斗的初心——不仅治病救人，更要探索一条可复制、可下沉的放疗模式普惠之路，让更广大的肿瘤病人能因此获益。

图注：夏教授在兰州宣讲：全面推动肿瘤放疗模式优势作用的公平应用

放疗走过百年，每一步跨越，都是坚守与突破。夏廷毅教授说：“一己之力只是勇而为之，团结奋进才能创造伟大！”让更多患者用得上、用得起这“核能利箭”，让放疗模式从少数人的幸运变成大多数人的幸福，这也是他与所有放疗人正在书写的时代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