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肿瘤治疗最不可思议的认知是：手术代价再大却视而不见；放疗留下痕迹却纠缠不休。夏廷毅教授用真实案例与数据证明：肿瘤根治不等于影像学上的“看不见”，影像学上的“看得见”不等于是肿瘤。肿瘤治疗需要看得见的最大获益：是病人活着还要活得好！

人们对于“看见”这件事，有一种近乎固执的任性。以肿瘤治疗效果评价为例，如果在治疗后病灶消失，像黑板上的字被擦净得了无痕迹，那就是有效的证明；若是治疗后还有看得见的东西，不管它是什么心里都不踏实，便是无效的证据。

在肿瘤治疗上的这种认知偏差，投射出普遍的社会问题：一是对治疗方法科学原理的认知缺失；二是对治疗方法自主选择的能力丧失。我们必须知道，手术切下的肿瘤连带部分器官，你亲眼见到了，觉得心安了。但是，那些手术后留下的看不见的癌细胞和不会再长回来的器官和折损的功能，千万不要因为看不见而视而不见，不以为然。我们更应该知道，放疗的射线如何进入身体、精准打击肿瘤死亡的过程虽然看不见，但放疗后器官不会缺失，肿瘤细胞死亡后会留下痕迹，在影像学上看得见。这种“可见痕迹”不符合治疗彻底的常理逻辑，但也不能误认为是“没治好”或“复发”。

图注：一位肺癌病人治疗后肿瘤细胞死亡，留下“僵尸痕迹”，但病人生活如常。

放疗留痕，到㡳是怎么形成的？

夏廷毅教授诊疗中遇到太多这样的病例：

68岁的罗女士，左肺长了肿瘤，过往痛苦的手术经历让她对开刀心存畏惧。她辗转找到夏教授接受放射外科治疗，9个月后复查，肿瘤变成一片痕迹。影像上显示纤维化阴影，实质上肿瘤细胞已经死亡，她也没有任何不适，肺功能正常，生活如常。

另一个病例相反。一位肺癌病人放疗后复查，没去找原放疗医生。影像上的痕迹被误读成复发。手术刀落下去，切掉了已经死亡的肿瘤组织，病理诊断为坏死组织，未见癌细胞，这相当于在敌人尸体所在地又一次涂炭。

肿瘤细胞皆已覆灭，痕迹同样留存，结果却一得一失，差别在于：没有真正了解放疗原理和放疗痕迹的成因。

夏教授有一个比喻：放疗就像精准打击的“导弹”一样，打击肿瘤后，肿瘤细胞会在一段时间内逐渐死亡，留下一个“弹坑”，其中有肺内炎性细胞和纤维母细胞聚集清扫战场，加上被放射损伤的肺组织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放疗痕迹，也叫纤维化瘢痕，这个痕迹据放疗范围大小、剂量高低和时间长短的表现不同。所以，放疗痕迹不是敌人还在，它是“完胜”的证明，是战斗结束的标志。

知道这个成因，还需要一次认知转换：肿瘤的根治不等于影像上的“看不见”。肿瘤被放射线消灭后可能留下的痕迹多种多样，有条索影、斑片影、阻塞性肺不张，甚至出现肿块样实变的假性进展，这种表现在影像上与复发高度相似，需要认真从病人肺功能影响、放疗剂量、病灶动态影像变化、病人生活状态等加以鉴别。不要只看见一团阴影，便简单给出“残瘤”“复发”的判断。

一次教学查房，病人拿着怀疑是放射性肺炎的复查报告咨询。夏教授转问年轻医生：“病人有发热吗？血象是肺炎的表现吗？他有呼吸道症状和肺功能影响吗？”三项皆否。他解释了放疗后肿瘤变化的科学原理，宽慰病人：“那是肿瘤被打击后留下的痕迹，是放疗后的病理生理反应，不必紧张。”三个提问，推翻了一个长期被错误认知的放射性肺炎的临床诊断。

认知偏差：到底还要持续多久？

夏教授更清楚，认知偏差的背后，是肿瘤诊疗路径的惯性思维：手术首选，放疗备选。在这种惯性之下，放疗一开始就不在首诊选项中，病人更无从知晓它与手术相比的优势与获益。自主选择的权利便在信息壁垒中悄然丧失。

这种惯性思维，首先锁定了病人对首诊专业医生的信任——往往认为手术唯一性或不可替代性，从而忽略手术创伤的代价，自然就不会想到放疗了。于是，手术被当做默认首选，放疗被降格为手术做不了之后的备选。

数据早已印证肿瘤手术的代价。以肺癌治疗为例，肺叶切除后，用力肺活量平均下降约20%，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可达27%，肺癌术后慢性疼痛的发生率约38%，其中近三成病人为重度疼痛，严重影响生活质量。但这些数字，很多病人在手术前并不知晓，手术后出现状况才知道，也为时已晚。手术代价如此清晰，但我国无创放疗技术又少被医生推荐和病人首选。

放眼世界看看所发生的变化。MD安德森癌症中心2025年公布的一项对照研究显示，可手术的早期肺癌，放射外科（SBRT）的10年生存率与手术外科治疗的结果一样（69%比67%），从2004年到2021年，放射外科治疗早期肺癌的占比从1%上升至35%，在同期内，手术外科治疗的比例从68%下降至41%。

然而，我国放疗病人数据触目惊心：世卫组织统计约60%-70%的肿瘤患者需要放疗，但我国目前仅有20%-25%的可及率。究其根源，病人不了解放疗技术发展及临床优势，其他学科医生受专业局限不推荐。于是按指南先手术，开不了刀则用药，直到病人身体每况愈下，才可能找到放疗——每一步看似规范，但离病人的最佳选择和最大获益可能越走越远。

更令人深省的是，部分放疗医生也不够自信、不敢担当。夏教授常对年轻医生说：“放疗能做到的，要敢做；能做好的，要做好；不能做的，不勉强。放疗人要坚定三个自信：精准治疗的技术自信、控制肿瘤的剂量自信、根治肿瘤的专业自信。”这个自信，来自于放疗的技术进展、临床优势和优异结果。

夏教授也深知，自信之外，更需要用事实和行动把选择权交还给病人。打破认知偏差，制度层面也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夏教授在416医院推行的肿瘤多学科诊疗一体化模式，以病人为中心，病种为圆心，外科、放疗、内科、影像、病理等专业技术和治疗方案不再有天然的先后之分，各科医生打破学科壁垒，共同为病人提供最优解。诊疗的逻辑，也从“按指南规范为指导”转向“以病人获益为核心”的服务。

在每一个具体而疑虑的个体面前不厌其烦地解释，在指南崇拜的喧嚣中保持清醒而理性的声音，用一生的坚持去松动那些根深蒂固的偏见——夏廷毅教授敢于担当、勇于破局，直面肿瘤治疗领域长期的认知偏差，手术有损失器官的代价，放疗有保留器官的实惠，究竟什么才是病人需要的？答案是病人活着还要活得好！